网络平台的反垄断并非意在扼杀平台，而是意在进一步壮大我国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

与之相比，人文号轮船似乎总在作环球巡游，甚至时而回到它的启航地，这在学术上就是围绕一些基本问题，几千年来争论不休。[2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比如曾在学界和司法界引起广泛讨论的天津非法持有枪支案件，[7]就涉及怎么理解刑法第128条的条文，涉事的赵春华女士是不是应该入罪，取决于对条文中枪支、非法、持有这三个概念的理解，如何理解这些概念决定了赵春华女士的命运是入罪还是出罪。下面将依据这种方法论，在两个维度的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中，展开整体的和个案中的法律续造。在个案中，己本土化的法律2.0又是抽象的法律1.0，通过适用，是将抽象的法律1.0续造成具体的法律2.0。这并非否认法律1.0的普遍性，相反，却是以此为前提的，不然在整体上为何要借鉴现代的法律，在个案中要适用制定法？而是说，仅仅承认法律1.0预设的普遍性是不足以回应多样的事实所要求的恰如其分，因为事实不是按预设的方案而发生，事实总是具有情景性，无法还原任何先前的规范。唯有如此才可实现法律续造这或生成法律2.0。

在刑法中，从刑法客观主义或行为刑法的视角看去，人都是或都应是理性人，行为与行为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所形成的个性完全分离，重要的是行为本身，[19]法益概念是理性人观念在刑法学中的集中反映。进入 郑永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实践法哲学 。随着现代性的深入，乡土中国发生变迁，村庄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局面，迎法下乡需求凸显。

这在执法领域体现得比司法领域更加淋漓尽致。这说明执法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国家建构。而以民权为导向的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建构，同样需要通过平等司法来保障民众对国家的统一认同，否定地方认同的主导地位。受其影响，乡村社会同时出现了语言混乱和结构混乱，前者是指乡村社会固有的正义观和价值系统与从外部引入的、更多反映现代生活方式的外来正义观和价值系统之间发生了紧张和对立，后者是指乡村社会内部存在两套甚至多套正义观和价值系统，它们互相冲突却都能在乡村社会找到存在的基础。

国家能力 一、《送法下乡》的历史方位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以下简称《送法下乡》）是苏力早期的两部著名著作。此外，关涉基层的法治规划、立法与法律实施，也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些领域成就斐然。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决策和总体部署。但此时，她为什么还需要通过送法下乡来实现权力渗透，而不是以形式理性的法律和程序自动贯彻国家意图？这与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之上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同时，司法制度有能力承接公民的诉求，可以帮助所有人使其诉求得到受理和回应。因此，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关联方式与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都正在或已经发生质变。

乡村社会的结构混乱，内生性权威和地方性规则的日渐式微，则使乡村社会有了巨大的法律服务需求，让法律和法治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渠道。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以国家能力作为后盾。第三编考察中国基层司法中的各类法律人及其司法功能，包括那些常常不被视为法律人的非专业群体。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

后来，基层法律服务所实行市场化改革，进行收费服务，城市的律师服务也向乡村有所延伸。然而，前述两个方面的学术贡献还不足以体现《送法下乡》的高度。

送法下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序幕。与之相对，现代国家在界定的疆域内拥有绝对的统治力，不仅垄断国家政权和暴力，还能通过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实现统治和管理。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被纳入法治范畴中。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诉讼、人民调解、信访、行政复议、仲裁等的多元畅通的权益救济体系。同时，还需要健全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作为配套基础设施，并积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下乡。执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相关研究有更广泛的价值，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可能面临不同的问题，也会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这类行为在村庄社会中产生了扩大效应，从而引导更多的人作出类似的选择。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指出，国家能力是国家通过计划、政策和行动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标的能力，它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领导者通过掌握正规军和警察部队而垄断主要社会暴力。

所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公共法律服务下乡。这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服务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很多帮助，但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然而，法律服务多集中于城市、企业。摘要：《送法下乡》的理论视角是现代国家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而迎法下乡发生在中国高速发展数十年之后，基础设施得到超常规发展，乡村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为满足基层民众法治需求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条件。

这是一种城乡二元的家庭结构，它的道路通向城市，但方向并不稳定。代写文书、案件代理等则有偿服务、低价收费。一般说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国家政权，早已实现全国执政。社会性质的变化，必然改变基层司法的社会基础。

然而，能够灵活运用权力技术的基层司法人员，在面对现代法制时却可能一不小心成为另一种秋菊或新法盲。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去看，送法下乡过程中发生的诸多问题，都是特定时期难以避免的暂时性问题，是现代国家建构与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之间的碰撞、摩擦及融合。

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硬件条件，如乡村基层的硬化公路普及，广播电视和网络的普及，移动电话、移动互联网等通信设施的普及。即便是最偏僻乡村发生的纠纷，也可能使用现代技术获取证据，进行必要的鉴定。

因此，乡村一度广泛出现土律师和赤脚律师，他们没有法律服务执业资格，在自学基础上为贫困农民提供免费或廉价法律服务。第二编将传统司法理论视而不见，而司法实践中切实有效的基层司法技术与知识问题化，纳入司法理论的分析中。

苏力对基层司法背后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即该书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才使《送法下乡》拥有了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与政治视野，站在了更高话语平台上，成为新的话语表达。这样一来，旧有的内生性权威和地方性规范必然体系性地丧失竞胜地位，基层社会对国家权威结构、正式法律体系的诉求和依赖凸现出来。当家庭嵌入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们便趋向于眼光向外、面向城市。上述变化使司法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更为便捷顺畅，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方言地区，基层民众的迎法下乡更具现实可能性。

公民信服司法权威，愿意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诉求于司法权威或司法权威认可的其他权威。在现代社会，法治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让民众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司法的正义性，从而愿意诉求于法律和司法体系。

面对现代司法论者，他们就像秋菊面对现代法制一样无助。在边缘地带，社会势力抵制国家权力运行的状况仍时有发生

处在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背景下时，村庄内部存在能够得到人们普遍认同尊重的，维系基本秩序的内生性权威和地方性规范。人们衣食住行看城市的风向，婚丧嫁娶模仿城市的做法，小孩教育以城市为摹本，休闲娱乐也以城市为中心。